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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杜尹这么说，只见司马泽这才挺起身子，神情端正，恭恭敬敬的向杜尹行了一礼。
而杜尹也躬身回敬。
礼毕。
司马泽这才开口道：“泽年幼，不过七齿，却在总角之龄，突登大位，故心中惶恐，吾年幼不能治理国家，若因此而致使百姓生活困苦，真乃是泽之过也！故治国之道，乃还望先生以苍生之念不吝赐教，以解泽之疑惑，助泽治国安邦。”
“吾乃是内吏，本就是辅佐殿下，治理郡国！”
杜尹微微点头，眼中露出赞许之色，开口说道：“殿下毋须惶恐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前汉文帝亦是在七岁之龄，继代国王之位，故而殿下也毋须妄自菲薄，毕竟己有前人之师。”
再而言之，殿下既己登大位，便是要肩负起了天下苍生之责。而这治理国家，殿下需要遵从天道，顺天时，应地利，与民生息。”
司马泽认真聆听，眼神中神采奕奕，看来这杜尹肚子有点货，于是又问道：“先生所言遵从天道，顺天时应地利，具体该如何施行呢？”
杜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殿下，天道乃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。如这西季的更替、日月的运行、万物的生长与衰败，这些都是天道的体现。天道是客观存在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它就像一条无形的轨道，万物都在这条轨道上按照既定的规律运行。
治理国家之时，需得顺应这天道以及天地规定的时间来运行。如春季万物萌发，乃是春耕之季，此时就当鼓励百姓开垦农田，提供农具与种子，开始播种五谷；夏日多暴雨洪涝，此时就得需防旱涝，殿下就得兴修水利；秋收之际，保障粮食归仓；冬日则储备物资，休养生息，此乃顺天时。”
“至于应地利，殿下需了解郡国各地土壤、气候，因地制宜发展产业。如土地肥沃之地多植五谷，靠近山林之处可发展狩猎、伐木，临近江河则可捕鱼、航运。”
司马泽听后，频频点头，若有所思道：“先生所言极是，泽明白了，定当以百姓福祉为重，依此治理郡国。”
杜尹见司马泽如此聪慧且有担当，心中欣慰，便又开道：“殿下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，察百姓之疾苦，解百姓之忧愁，若是实在不知道若何去做，那殿下只要不夺民时，施行无为而治，即便无功，也不会有什么大错。”司马泽认真聆听，不时点头。
杜尹接着道：“再者，用人之道也极为重要，需广纳贤才，任人唯贤，如此方能让国家繁荣昌盛。这些都是前汉文帝在为代王时所施行的政策，至今来看殿下亦可借鉴！”
司马泽若有所思，说道：“先生所言极是，只是泽不知如何辨别贤才与庸才。”杜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贤才者，心怀天下，有济世之才，更会为此而坚持行动；庸才者，自私自利，只图个人得失，纵然一时不查，也毋须担心。殿下只需观其言行，长久察其品性，不被蒙蔽便可。俗话说日久见人心，时间一长自能后分辨。”
司马泽听后，再次向杜尹行礼道：“多谢先生教诲，泽定当铭记于心。”
司马泽说完后，稍稍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道：“先生您所说的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良策啊！然而，我濮阳国不过是一个仅有西个县、一个郡的小国家，无法用治理天下的方法来管理。我所需要的，是能够在郡县层面推行廉洁奉公、能力出众的官吏，而不是那种能够治理天下万民的三公式的政治。那么，具体的治国之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？”
杜尹听后，沉思了片刻，他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所以回答得格外慎重：“古之能吏在治理地方之时时，无外乎做是：兴修水利，劝课农桑，惩治奸吏，巡查地方罢了。如果殿下能够长期坚持这样去做，我相信濮阳国一定会大治！”
说到这儿，杜尹一脸严肃，对着司马泽行礼，然后很是郑重的嘱咐道：“殿下！治国之道，切不可急功近利啊！”
司马泽见状，深知杜尹所言非虚，连忙应道：“嗯！”他明白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，急功近利的确是一个致命的弱点，是上位者最大的敌人。
历史上有两个最为强大的统一帝国——秦朝和隋朝，它们都曾辉煌一时，然而却都在短短两代之后便走向覆灭，而这其中，急功近利这个词可谓是罪魁祸首。
先看隋炀帝杨广，他可谓是允文允武，才华横溢。然而，正是由于他的急功近利，急于开疆拓土，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，三次征讨高句丽，修建大运河，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更使得百姓们苦不堪言，民怨沸腾，最终导致朝政动荡不安。
再看秦始皇，他统一六国之后，急于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其中包括修建万里长城、阿房宫等规模宏大的工程。虽然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秦朝的统治，但也过度地消耗了国家的资源，使得百姓们疲惫不堪，苦不堪言。最终，这也引发了秦末的农民起义，秦朝的统治也在这场起义中土崩瓦解。
看着脸上露出沉思的司马泽，杜尹颇为欣慰，于是他继续说道：“殿下！百姓愚昧，其多为私户计。故而殿下即便颁布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时候，也要三思而后行，看看是否符合眼下百姓的利益！同时多以百姓的角度来考虑政策，万事以民为本。”
“多谢先生的建议！”
听到杜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建议，司马泽很是高兴。古人治理地方，自然有古人的方法，要是按现代的想法治理国家的话，可能就是第二个隋炀帝，毕竟古代的生产力，不能和现代相比。
就比如说以修建一条道路来说吧，现在挖掘机、推土机、炸药，各种机器在一块也许就是十几个人，几个月就完工了。
在古代，道路的修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，其重要程度足以登上朝堂，成为众臣们热议的话题。
要知道，古代的农业生产占据着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，因此，在道路修建时，首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耽误农时。毕竟，农民们需要在特定的季节里耕种、收割，如果因为修路而让他们错过了农时，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，一年之中能够用来修路的时间，其实非常有限，往往只有短短一两个月而己。
接下来，就是征集道路两侧的数千农夫了。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为了避免引起百姓的反抗，官府不能强行从村里征走所有的壮丁。因为农夫们不仅要自备粮食，还得自己准备挖掘工具，所以每个村子只能征发几个人。这样一来，光是征发民夫这一项工作，就需要地方官吏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协调和组织。
等到民夫们都召集齐了，在官吏的带领下，他们才能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修路工作。首先是挖地，这是一项极其辛苦的体力活，需要农夫们挥舞着锄头，一锄一锄地把土地挖开。然后是筛土，将挖出来的泥土过筛，去除其中的石块和杂物。接着是填石，把筛选好的石块填入挖好的沟渠中，以增加道路的稳定性。再然后是平沟，将填好石头的沟渠平整，使其表面光滑。最后一步则是夯筑地面，用特制的工具将地面夯实，使其更加坚固。
然而，即使经过了如此繁复的工序，这样修建出来的道路往往也并不牢固。一场大雨过后，道路可能就会被冲垮，需要重新修缮。所以，通常情况下，修建一条道路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，这无疑是对民力和物力的巨大消耗，远非小说中所描述的那般轻松简单。
